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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动了唐代最窝囊的甘露之变,为什么西安人民还应该感谢他?

时间:2019-05-27 22:28:08        来源:

826年十二月的一个深夜,唐敬宗打猎回来,和二十几个宦官饮酒,半酣之后,烛光摇灭,再点亮时敬宗已经回归那世去了。一出弑君大戏这么快捷的结束,好像做熟了一般事实上,这样的剧情在晚唐历史上一再上演,宦官们都轻车熟路。

在立谁为新帝的问题上,宦官内部分化为两派,一派以刘克明为代表,拥立绛王李悟,一派以枢密使王守澄为代表,拥立江王李涵。结果是,王守澄等手握神策军、飞龙兵,将绛王、刘克明等攻灭。而后,江王在群臣三次劝进后“无可奈何”的登基

李涵在即位前改名为李昂,以一个全新名字和毫无准备姿态登上唐帝国心舞台。他就是唐文宗。

树立形象永远是第一位的

 

面对突如其来的帝位,文宗表现的淡定从容,他逐渐适应安排给自己的角色。本来,按照惯例,帝王在登基前总能显示出异于常人的禀赋,或者出生时有奇异的自然现象发生。可能晚唐帝王换得太勤,也就无人重视这些宣传末节。幸好皇帝本人是读过圣贤书的,知道如何在天下人面前树立自己的形象。

唐文宗用了三板斧,很快就树立起鲜明的形象,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第一板斧,树立自己重孝的形象。百善孝为先,皇帝更是天下重孝的表率。当时宫中有三位太后,一位是文宗生母萧太后,一位是穆宗母亲郭太后,第三位是敬宗母亲王太后,而文宗对待三位太后毫无区别,早晚勤请安问候,有奇珍异宝总是先给三位太后,然后才轮到自己。

第二板斧,毫无悬念的厉行节俭。纵览中国古代史,几乎每位新君初上台时总要强调勤俭治国的理念,放出几百个宫女,提倡一下朴素的服饰风格,节省一下宫中开支,再找几个不长眼的作为反面案例基本上是必选动作。文宗在这方面做的游刃有余,他将放出的宫女数额加倍,升到3000人。将五坊的鹰犬都放掉,顺带还将1000多冗余官员待遇也给停了。雷声如此之大,足以形舆论暴雨

第三板斧是拉拢人心。拉拢的对象主要是朝臣之心,毕竟要靠他们干活。文宗的前任敬宗在位的时候,一个月上朝不过一两次,其余时间都用来吃喝玩乐。文宗恢复前代帝王的优良传统,每月逢奇数日上朝,每次上朝总是与宰相等朝臣处理政务,气氛团结紧张又融洽,一派祥和景象

三板斧使完,无论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一片颂赞之声,饱受变乱之苦的官员百姓大家都以为太平日子真的不远了。

但是表面文章毕竟不能当饭吃,解决实际问题还需要真本事。

文宗终究不是太宗高宗、玄宗,甚至及不上肃宗、代宗原因在于以上几个帝王在登基以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执政经验,加上父辈的栽培和老师的教诲,只缺机会。文宗在登上帝位之前根本无从积累经验,他开始树立的形象很快就不好使了。群臣逐渐发现这位皇帝能进去建议,但是主意不坚决,与宰相刚定好的事情转眼就变卦,气得宰相韦处厚要撂挑子。

而唐文宗也发现,自己即便有施政纲领也无法贯彻下去,因为朝廷缺乏强力有效的官僚集团朝堂早已分裂,主要的两派正在进行史上有名的牛李党争,很少有人真正做事

牛李党争毁掉了可能中兴的希望

 

牛李党争发源于宪宗时期发展于穆宗、敬宗时期,到文宗时期形成鼎沸之势。

牛党的领袖李宗闵、牛僧孺出身于庶族平民阶层,他们身上寄托了全村人的希望。对他们来说,科举是唯一改变命运的途径。宪宗年间,饱读圣贤之书又自认为心怀天下的两个读书人在试卷中夹带私货,批评朝政,犯了当朝的宰相李吉甫的忌。李吉甫在宪宗面前进谗言,没有取用二人,还把推荐他俩的考官罢了官。此事在朝野引起一片哗然,通过科举上来的庶族官员们力挺牛、李,而靠荫封上位的士族官员则力挺李吉甫,此为牛李党政的发端

牛、李二人经过此次事件,读书人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心算是凉了,政治主张、为官的责任更加无从谈起。他俩不再谋求政治功业,而是从此恨上了李吉甫,进而也恨上了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一辈子都跟他作对。

文宗即位以前,牛僧孺本在中枢,但因害怕敬宗可能降下的灾祸,赶紧躲到武昌任节度使。李德裕也在浙西任节度使。

相比牛僧孺的逃避,李德裕则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无论是穆宗、敬宗还是现在的文宗,李德裕都积极进言,无论在地方任职还是朝中为相,他都积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这一切固然与李德裕个人抱负有关,也与他的出身有关。李德裕来自贵族之家,自有其看重的荣誉和责任。父亲是当朝宰相,他不用去参加考试即能入朝为官,更不用担心生计问题,只需要集中精力去实现理想抱负就可以了。李德裕一生除了与牛党过不去之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太和三年,文宗先召李德裕入京担任兵部侍郎,随后在元老裴度的推荐下,李德裕拜相。不就,李宗闵在宦官的帮助下也顺利为相。

此时的朝堂不以个人能力判高下。有裴度支持的李德裕第一回合就被宦官支持的李宗闵打败,不久就被贬为成义节度使,后改为四川节度使。李宗闵趁胜巩固自己的地盘,第二年,李宗闵引荐牛僧孺入朝担任宰相,牛党全面得势,李党全线败退。

文宗虽对两党之争早有耳闻,但他自己没有分辨的能力,太容易左右,后来索性也作壁上观,似乎与己无关

孤军奋战李德裕和搅屎棍牛僧孺

 

李德裕在四川,首先想的不是反击牛党,而是想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积极加强四川的防御。他招募少壮,训练士卒、打造兵器、修葺城堡、储备粮食,以防备西边的吐蕃和南边的南诏的突然袭击。到太和五年,李德裕在四川的第二年,各项准备已经初具规模四川人心稍稍安定下来。

这一年,李德裕的机会来了。吐蕃辖下的维州副使悉怛率领部属来到成都请降,李德裕很高兴,一方面派将领接受驻守维州,另一方面制定了直捣吐蕃腹地计划上报朝廷,准备扩大战果,一雪此前大唐遭受的耻辱。结果,报告打上去,牛僧孺却说这么做违背了大唐与吐蕃立下的约定,可能遭到吐蕃的反扑。没打过仗的文宗竟然同意了,就让李德裕归还占据的维州,遣返投诚的人员导致悉怛等人被吐蕃杀害边境

本来可以提振国威、振奋士气,转眼变成了丢人现眼,李德裕虽然照办,到底意难平。

可笑的是,这件事结束之后,听了在四川监军的宦官的汇报,文宗发现这么做等于断了今后来降人员的指望。他后悔了,不怪自己没有主见,缺乏决断,而是怪牛僧孺失策。他问牛僧孺,什么时候天下才能太平?你有什么办法?牛僧孺除了给人穿小鞋外哪里有什么策略,他只能含糊回答:现在周边不至于入侵,百姓不至于流离失所,已经算是小康了。陛下所求的其他太平,不是我能做到的。

这次问责之后,牛僧孺赶紧上表开溜,又到地方任节度使去了。

牛僧孺走后,李宗闵独木难支。太和六年,李德裕顺利从四川调入中央,任兵部尚书,第二年,再次担任宰相。而李宗闵随即也离开中央,出任节度使。又一年,李宗闵再为相,李德裕再贬黜,朝局又是一变。

牛李两党如跷跷板,你来我往,导致朝廷的天平一会倒向牛党,一会倒向李党。几轮回合下来,文宗也晕了,他实在处理不了,只能叹气道:“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不过,有一帮人很喜欢看到如此局面,这给他们创造了很好的浑水摸鱼的机会。他们就是以郑注、李仲言(后改名为李训)为代表的无形小人。

郑注——小人中的极品

 

郑注并不是读书人,没有那么多圣贤之道和规则的限制。他身材矮小眼睛还有点下视(“眇小、目下视”——《资治通鉴》),以医生身份云游四方非常贫穷。郑注最大的长处在于揣摩人心,加上他关键时刻就灵验的医术,让他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均非常吃得开。

最早,郑注的关系网仅限于徐州牙将,因他的药术好,被推荐给徐州节度使李愬,担任牙推。在徐州担任监军的宦官王守澄听说郑注在军中胡作非为,建议李愬将其除掉。李愬不以为然,让王守澄自己决定。王守澄本不愿意接触郑注,但一接触之下,大喜过望,与郑注相见恨晚。后来,王守澄入京担任枢密使也将郑注带在身边,随时参谋,逐渐成为他的心腹。在此后的一次弹劾事件中,郑注用他的卑躬屈膝的奴态和花言巧语征服了韦元素,避过了灭顶之灾。

弹劾风暴过后,郑注的大运终于来了。有一天文宗得了风疾,口不能言,王守澄推荐了郑注,这位还真行,很快治好了文宗,成了他的宠臣。

到太和八年(834年),郑注日后的搭档李仲言入京贿赂郑注,郑注将其介绍给王守澄,王转手介绍给文宗。李仲言此人人长得帅,有一口好口才,能言善辩,又懂得权谋,很得文宗的喜爱。自此,王守澄、郑注、李仲言三人狼狈为奸,一方面拉拢李宗闵,另一方面打击李德裕,同时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

然而,三人的蜜月期并不长久。

被人卖了还替人数的王守澄

 

对宦官,唐文宗有说不出的苦衷:宪宗是被宦官杀害的,敬宗也是被宦官杀害的,而杀人者现在就在他的左右,自己随时也可能性命不保。这种担忧导致文宗坐卧不安,除掉宦官是他给自己定的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郑注、李训(李仲言改名)揣测到文宗有这层意思后,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进行试探。本来这件事深藏心底,不敢对任何透露,无奈心思单纯的文宗遇到了玲珑剔透的人精郑注李训,那点心事哪还能藏得住。文宗看到李训有辩才,误以为他能成大事,就将心腹事和盘托出。郑、李二人兴奋异常,认为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富贵,他们开始以铲除宦官为己任,经常一起密谋。

太和九年(835年),王守澄成为第一个被开刀的目标。他对郑注和李训有恩且无比信任的,结果这种信任却被二人利用对付自己。

为了拿下王守澄,郑注、李训制定了四步走策略。第一步,提拔了与王守澄不对付的仇士良,让王守澄将注意转移到仇士良身上。第二步,将王守澄身边掌管军权的宦官韦元素等四人调到地方任监军,随后逐个杀害。第三步,给王守澄升官,让他成为神策军左右军的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实际剥夺了王守澄的军权。前期铺垫都做好后,最后一步很简单了,禀明文宗,直接一中使赐给光杆司令王守澄一壶毒酒就解决了。

王守澄表示死不瞑目。

二人猜疑难成事

 

文宗一步一步看过来,觉得二人真行,就不断的给李训、郑注升职,李训一路从翰林侍讲学士最后升到礼部侍郎、同平章事,成为宰相。郑注也升到工部尚书,却没有担任宰相。原因竟是李训起了嫉妒之心,刻意打压郑注,在王守澄死后就将郑注派回自己镇守的凤翔

李训自己还玩了一手漂亮的转身,他将素有名望却也老朽无用的裴度、令狐楚等人放到令人尊崇的地位上,这些人之前经常被人扔在地方不管不顾,现在能得特殊照顾,李训自然赢得舆论一片赞声,收割了大量粉丝。不光文宗被迷惑了,整个大夫阶层均天真的以为李训能给他们带来太平。这样,李训的名望不知高出郑注多少倍。

本来按照计划,郑注在凤翔军中选取壮士数百人以为亲兵,让他们身藏利刃,借着在浐水安葬王守澄的机会,将仇士良等各个宦官头目一并杀之。但是李训害怕郑注因此立下头功,就瞒着郑注,与自己的党羽商量新的提到方案,准备提前动手。

文宗大概被李训之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也没有好好验证一下他的计划可行不可行,稀里糊涂就同意了。

甘露之变被反杀

 

十一月的一天,文宗在紫宸殿朝会,李训的心腹韩约奏称,有金吾卫报告后园石榴树晚上生了甘露。天降甘露是盛世吉兆,一时间群臣兴奋不已。李训和舒元舆趁机让文宗亲自去看。朝会散后,文宗至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大臣去看。李训装模作样的看完汇报:“恐怖不是真的甘露”。文宗又让仇士良等宦官都去看。宦官去后,李训马上让心腹王璠、郭行馀上前领命。王璠胆子小,两腿打颤不敢上前,还是郭行馀拜在殿前。而他们原定的两路人马只到了一路,实力有点跟不上。

再说仇士良等人跟随韩约前去看甘露。韩约此人外强中干,在这种阵仗下竟然脸色更变,冒了虚汗。仇士良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如此。也是仇士良命不该绝,此时突然刮起一阵风,吹起幕布,露出很多手持兵器的武士。仇士良反应很快,立即冲出门去,赶紧向文宗报告,没想到这本是文宗授意安排的。仇士良等人误打误撞,本想保护皇上变成了以皇上为人质。他们将文宗抬上软舆一路奔入宫门。李训见大事不妙,穿了一个官吏的衣服趁机逃出宫去。其他士兵和官员就遭了殃了,被反应过来的仇士良等人调集的禁军一顿砍杀,千余人中倒有六百人被杀。

事情败露,文宗仅能自保,无法救人。李训、郑注及党羽王涯、王璠等人无一幸免,均被杀,亲属也大多遇害。

离奇故事发生在小人物身上

 

王涯有个远房弟弟叫王沐的,家里很穷,听说王涯发达了,就巴巴的赶来投靠他。结果王涯根本没将这位亲戚放眼里,两年也不见一下。王沐最后走的王涯奴才的门路才得了个小官,从此早晚在王涯门上等候。结果他没赶上荣华富贵,倒遇上抄没王涯家的士兵,最后与王涯一起被腰斩。

还有一个小人物是舒元舆的族子,人很聪明,舒元舆也很喜欢他,把他带在身边十年。有一天,不知因为何故,舒元舆就骂了这位族子,奴仆也来仗势欺人。这位族子很难过,就想回江南去,舒元舆也不留他。他一路伤心离去,到晚上,听到舒元舆一家被逮捕,不禁大呼侥幸。

可见冥冥中自有天定。

甘露之变后文宗变身忧郁青年

 

再说唐文宗,甘露之变失败后,仇士良等人把持了整个朝政,宰相成为摆设。宦官气焰更加嚣张,视朝臣为草芥。

文宗无事可干,宴会也不办了,体育运动也不参加了,经常一个人闲坐或者眺望远处,要不就是自言自语,完了一声叹息

文宗写了一首诗,传神的描述了那种空白、寂寥的心情:

 

宫中题

辇路生秋草,上林花满枝。

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

上班时间,文宗与宰相郑覃谈论一下诗歌,被郑覃劝谏不要学隋炀帝。他要找存在感,对朝臣夸耀自己节俭,衣服洗了三次还舍不得扔,结果被柳公权给怼回去了,说这都是细枝末节。

吃过李训、郑注大亏的唐文宗再也不敢敞开心扉说心事,只是偶尔稍微透露一下真正的心绪。

有一次,唐文宗在思政殿,召值班的学士周樨对饮。

酒酣之际,唐文宗问周樨:我能和前代那个君主比?

周樨只能说:陛下是尧舜那样的君主。

文宗自己反驳道:我和周赧王、汉献帝一样的。

周樨吓了,忙说:他们都是亡国之君。

文宗情绪激动,说: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强诸侯,我受制于家奴,比较起来,我还不如那二位呢!

说完,文宗忍不住哭泣起来,周樨不敢说话了,只能伏在地上陪着哭。

这次对话之后,唐文宗不再上朝。第二年,到开成五年,840年,文宗病死,仇士良等人拥戴文宗弟弟颖王李瀍为帝,就是历史上的唐武宗。

西安碑林发端于唐文宗

 

仇士良等人又立了拥戴大功,继续把持朝政。牛李党争继续在武宗朝展开,一切好像没有发生,唐文宗好像没有存在过一样。

不过,唐文宗应该不必遗憾,他给长安和后世的西安留下了最宝贵最厚重的遗产,就是开成二年(837年)刻成的十二经刻石,史称开成石经。830年,在“甘露之变”还未发生时,唐文宗接受了国子监郑覃的建议,历时4年完成,石经内容涵盖《周易》、《诗经》、《春秋三传》等十二种经典《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计114石,228面,共六十五万余字。每一经篇标题为隶书,经文为正书,刻字端正清晰,按经篇次序衔接,卷首篇题俱在其中,一石衔接一石,不易凌乱。在主要靠抄的唐代,这成为最优的教材影响无数的学子。原碑本立于长安务本坊国子监,在宋代转移至现在的三学巷,经历代不断移入其他碑石,逐渐发展成现在名震世界的西安碑林。

 

 

 

唐文宗真正做了一件利在千秋的好事,也对得起他谥号上的“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