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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史: 19世纪晚期以前的全球化与现代化

时间:2018-12-06 11:29:07        来源:

埃塞俄比亚这个鲜为人知的王国拥有巨额财富。这种国际干涉活动导致欧洲的几个观察家在该时期埃塞俄比亚历史发展过程扮演了定的角色,他们通过外交宗教交往以及埃塞俄比亚与欧洲之间互派使者参与到埃塞俄比亚事务中来。此外,当时的埃塞俄比亚王朝一统的特点得到了基督教信仰加强,那种挥之不去的认同感使该国继续维护埃塞俄比亚独立而不懈奋斗。因此,除了从1936—1940年间埃塞俄比亚遭到意大利侵略占领而外该国在非洲殖民主义侵略的时代始终保持独立。在14-15世纪来到埃塞俄比亚的许多商人旅游者当中,威尼斯人更容易得到东北非的地理信息

1457年流行的地理文献,如《毛罗地图》(the Fra Mauro''smap)和古典时代的一些著作,都认为埃塞俄比亚不论是政治还是商业上均不足挂齿教皇曾经通过埃塞俄比亚在耶路撒冷的修道士与埃塞俄比亚建立联系西班牙的一个皇帝曾经写到埃塞俄比亚皇帝扎拉·雅科布(1434—1468, Zara Yakob),他把该皇帝描绘为一个狂热的基督徒,认为他不但鼓励著书立说,建立教堂,通过教育训导公众,而且在埃塞俄比亚建立宗教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雅科布是一个多产作家,撰写了大量神学和哲学论著,他还重组了政府镇压地方叛乱组成了一支用来侦破那些潜在的反对自己统治的间的军队

他的影响远及古代埃塞俄比亚最边远的地区,埃塞俄比亚南部和东部各地的酋长和皇帝都服从他的统治。葡萄牙人和耶稣会祭祀王约翰传说使葡萄牙的历代皇帝对埃塞俄比亚产生了巨大兴趣,这一历史从航海者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时期开始,葡萄牙很快就与埃塞俄比亚建立了外交关系。葡萄牙大使罗斯·达·科维尔哈(Peros da Covilha)在1493年到达希瓦,1509年,埃塞俄比亚女王海伦娜(HelenaMatthew)的亚美尼亚人作为埃塞俄比亚驻葡萄牙大使。但是,这种联合反对伊斯兰国家愿望由于里斯本和罗马的一些误解而未能实现,他们错误地认为埃塞俄比亚教会不愿意接受教皇的裁决。

结果导致埃塞俄比亚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悲剧性的一幕,那就是埃塞俄比亚人与外国人之间缺乏信任的传说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相互间不信任的问题在19世纪造成的最明显事件就是欧洲国家对非洲的争夺,其中包括意大利的入侵英国在非洲的短期军事干预直接导致了意大利在非洲的失败。在1624年1月来到埃塞俄比亚替代佩德罗·帕耶斯的阿方索·门德斯(Alfonso Mendez)则对埃塞俄比亚传统地方宗教不那么宽容,他到来后不久就宣布罗马天主教是第一信仰,同时谴责了那些地方宗教信仰。在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这段时间内,埃塞俄比亚各个地区在天主教违背埃塞俄比亚正教传统和基督特征等重要信条问题上发生许多矛盾和论争。

由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传到埃塞俄比亚的两个传统,包括声称耶稣在经过涂油礼后成完美之人、圣灵在约旦河涂油后成为完美的上帝,而不是道成肉身,涂油在当地语言中为切巴特(Qebat)另一方面,基督曾经3次诞生:第一次是作为上帝之子的诞生,此为初生;第二次为圣母玛利亚之生,此为再生第三次为经过洗礼的诞生。按照埃塞俄比亚当地语言,这种信条叫做特塞格加(Tsegga),意思是恩典之子(son of grace)。上述矛盾和论争直到特沃德罗斯二世(1855—1868)统治时期方才结束,该皇帝试图颁布一项法规,禁止宗教信条危及政治,并由此解决埃塞俄比亚宗教信仰一致的问题。

但是,神学论争问题的最后解决是在约翰尼斯四世皇帝统治时期(1872—1889)。根据所有埃塞俄比亚正教教会共有的信念,埃塞俄比亚教会的说教是主耶稣基督作为世界的创建者和拯救者的使徒经历所建立的。尽管埃塞俄比亚最终镇压了1843年伊斯兰教发动圣战。但这仅仅表明,大量的盖拉移民,名义上要么信仰基督教,要么信仰伊斯兰教,对埃塞俄比亚国家的压力持续了好几十年。在埃塞俄比亚帝国,盖拉人散居在各地,包括阿姆哈拉人最初居住的地区、所罗门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种族集团地区在内,都有盖拉人居住。法西拉达斯(1632—1667)统治时期,曾经发生了埃塞俄比亚皇室从传统居住地区迁移的重大事件。

由埃塞俄比亚历代皇帝领导放弃了类似游牧模式的传统生活方式,经由皇室法庭确定决定将帝国安定在一个地方,那就是贡德尔城。进入18世纪早期,该国家从表面上看以其首都贡尔为中心繁荣起来,但事实上,从1706年到18世纪60年代正是衰落并最后走向崩溃的时期。在接近19世纪的时候,亚的斯亚贝巴建立之前,法西拉达斯也曾经开始试图将贡德尔建设成为埃塞俄比亚最重要的城市。法西拉达斯的统治拉开了现代埃塞俄比亚历史的序幕历史学家巴哈鲁·泽武德(Bahru Zewde)曾经认为,正是发生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社会,并导致了欧洲与非洲之间新型关系的建立。

从这一点看,他进一步认为,欧洲在埃塞俄比亚利益主要集中在4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商业利益、官方政府利益、宗教利益和科学利益。伴随着19世纪帝国主义的出现,欧洲的利益发展成为一种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倡导的殖民主义辩护的道理。最后,欧洲国家在整个非洲所投入的军事和科学力量并不平均这对于不同种族、商业社会和国际外交关系的结构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根据民族国家自持的理论,要在竞争激烈的现代世界立足,就必须依靠进化论中的“适者生存”和“物竞天择”的路径考虑人类问题,而埃塞俄比亚的技术资源使该国成为一种畸形社会,成为一个仅限于非洲和非洲人在强大的欧洲列强攻击之下的世界。